图为马丁·库珀先生（及校友）

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场景——

一位显然识字的老太太站在“浙江移动”的某个门店前，抬头望向四个巨大的蓝色方块字，一脸困惑地问道：浙江，是要“移动”到哪里去吗？

不久前读完“手机之父”马丁·库珀《手机诞生记》的中译本，蓦地想起当时觉得荒诞无知的老太太，竟是如此这般地“可爱”与“幽默”起来了。因为，无论她出于懵懂还是搞笑，她都无意间说出了发明家书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高频词——“移动”！

马丁·库珀说：“出于自然本质，人一生下来就是要移动的”。

而我与马丁·库珀的初见与相识，恰恰缘于一次“移动”。

那已是2004年初秋至2005年夏天期间，我在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IT）读书时的事。

夏季的某个午后，当我走进一个大门半敞开的报告厅前，我并不知道那里正将开启一场重量级的“创业创新”论坛。随着经过报告厅中间的通道向前“移动”时，才发现无论左边还是右边，都没有一个可以迅速安坐的空位。校长开始向讲台走去，已进到厅中间的我除了继续往前并尽快落座，其实无路可退。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座位，就走啊走一直走到报告厅的第一排。

就是这段从报告厅入口直到讲台最前排的距离行进，让我结识了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之一——马丁·库珀。

图为马丁·库珀先生演讲中

校长开始讲话，我“别无选择”地坐了下来，环顾左右，整个第一排就只坐了四个人，于是我十分唐突地成为了不恰当的“第五个”。一位穿格子衬衫的先生朝我点了下头，同时微微一笑，他的优雅与微笑有效地缓解了我刚刚的紧绷与尴尬。于是我也朝他微笑，继而越过他再向一侧看去。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形象，那是不久前与同学一起去拜访过的全球500强企业斑马科技公司的董事长与联合创始人艾德·卡普兰，由于此前已知他是IIT的校友，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四位杰出校友的特邀分享会，随后瞥见的讲台边上的海报证实了我的判断。由于这冥冥中的误打误撞，现在我意外与他们紧邻而座。一时间我的心怦怦直跳，但很快就把那份不安与激动转换成表面的平静与专注听讲。

茶歇时，坐在身旁的“格子”先生已与我成为了“熟人”，在他彬彬有礼的询问中，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到IIT是要学习公共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他热情地与我交换了名片，那一纸小卡片与海报上的介绍相互印证，确认了这位穿着格子衬衣的先生，IIT的终身受托人，就是摩托罗拉著名的电气工程师，世界上第一台移动电话的发明者。他的名字马丁·库珀不仅名垂IIT校史，更永久留在人类科技发明与产业变革的历史长河上。

我心怀感激，请他给我一个做后续采访的机会，他就像刚才我在他邻座坐下时那样微笑着，他说他非常乐意与我分享“手机的故事”。我说由于这个领域太多的专业术语，我需要再做一些功课才能让对话更加顺畅。他表示他愿意等待，并一定如约而至。

数天以后，我在市中心一家宾馆的大堂里再次见到库珀先生。他依然穿着论坛那天的格子衬衫，或许是为了方便我记忆与辩认，也或许那原本就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件衬衣，谁知道呢？

图为作者与“手机之父”马丁·库珀先生

相机记录下的瞬间画面此刻正与《手机诞生记》摆放在一起，那时我还拥有敢穿无袖衣裙的上臂与肩颈，与库珀的合影也是我在数码年代还保留着的少数纸上相片之一。而送我这本书的朋友，正是因为看到这张相片，又碰巧在西西弗书店购得架上的最后一本，他感慨说尽管他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财务部门工作了多年，却没像我一样幸运竟能与库珀先生面对面交谈。

“感谢您库珀先生，是您让我与大洋另一头的家人自如联系！”由于担心用英语交流科技话题难免有些吃力，我对自己的这个话题切入尚且感到满意。

库珀先生显然感觉到了我的真情实感。毕竟对于一个为了完成学业将与家人分开整整一年的国外留学生来说，手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那时同学们用得更多的是MSN，我还是有不少时间一个人坐在深夜的走廊上用手机与家人朋友通话。

“Hi Vicky! 手机本来就是因为考虑人是移动的才研发出来的，我们不可能拎着一台座机走来走去，不管电话线有多长，与一个人要移动的距离比，它都太短太短了。现在你在这里，远离家人，就更能懂得我在说什么，对吧？”

我“嗯哼”了一下，表示我听懂了，从字面上说，至少这个开头，我的确听懂了，更何况我已经听过他的分享演讲。但是在多年以后我快速读完他的著作《手机的诞生》后，我明白我其实并没有全懂。

库珀先生第一个回合的对话里，至少强调和隐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即“移动的人”、“传统电话的限度”以及“无线电使手机成为可能”。我想他同时必然致敬了无线通信先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可尼（意大利发明家），摩托罗拉公司的创始人保罗·加尔文，“创二代”鲍勃·加尔文，也许还有摩托罗拉激励创新不惧失败的文化，但我已记不起当时的细节。

“那么除了无线电，尊敬的库珀先生，还有什么使您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手持式便携蜂窝电话的发明者？”

“不是我，是许多人，Vicky，我只是手机的构想者，当然也有人称我为预言家，是整个团队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库珀先生的眼睛里闪着真诚的光芒，“至于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不错的运气，敢于造梦以及坚持不懈。”

我并不相信库珀以似乎轻巧的方式说出的“运气”，但当他说到“运气”时，我们一起回忆了1912年那艘著名真实的游艇“泰坦尼克号”，好莱坞大片刻画了一见钟情与至死不渝的爱情，但如果不是由于船上有马可尼的两名电报员发送了远距离国际莫尔斯电码救难信号（SOS），700多条最终得以存活的生命在游艇向着深渊沉没时就无法得到拯救。

马可尼对无线电实用化的愿景意外地在一场毁灭性的海难事件中得到了检验，这让他看到无线通信在重塑人们之间联系和沟通方式方面的巨大潜力。库珀要做的，正是循着先驱开辟的这条线继续探索向前。

考察发明家库珀的身世，我们发现他原本就出生并成长于一个“移动”之家。库珀的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略去历经的种种曲折与动荡不说，曾先后移民于加拿大与美国。库珀因为出生于美国顺利获得美国国籍，而他的父母和兄弟在这件事上就没有这么容易。他的父母以开杂货店为生，这与2022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相似。但是与安妮·埃尔诺被人们居高临下地称为“杂货店女孩”、女作家也以文学的方式犀利描述了阶层隔阂不同，库珀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敏感烦恼，他关注父母身上超强的销售与维护客户关系的能力，这种基因也成了植根于他心中的“企业家精神”。

进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后，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库珀参加了美国海军并成为一名潜艇军官，独特的经历，培养了他“不假思索立即行动”的能力。

在库珀看来，思考会让他变慢。因此库克无论在职业选择还是解决科技问题时，都果敢、神速而且肯定。

电传打字机公司是库珀的第一份工作，但不满一年他就接受了摩托罗拉的邀请。摩托罗拉初创于1928年，总部大楼位于芝加哥的奥古斯塔大道，在公司发展的黄金阶段，库珀入了职。同时公司预见性地以一美元象征性地买下了库珀在职期间任何发明的专利权，这笔事后看来也许极不划算的交易，却让库珀心怀感恩，因为这让他从此有幸与一群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相互碰撞与激发，不仅如此，还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卓越的管理和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

几乎可以说，在摩托罗拉的全周期职业生涯，经常梦到未来、生活在未来的库珀都在“造梦”，或者为他心中的这个“梦”准备和斗争——那就是，基于人要移动和自由沟通的需要，库珀构想一个便携的无线通讯设备。有了它，人们可以在需要时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无障碍沟通。为了通讯方式的这个改变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未来，库珀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条线并不是笔直的”，库珀说，“在很多时候，尤其受垄断行业的威胁时，它偏离了方向。”

历史上，贝尔系统（该系统由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及一些关联机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和西方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构成）曾长时间在政府监管下垄断电信业务。手机从诞生到普及与商用化，整整经历了10年时间持续的投入、研发、斗争、说服与争取。

也许我们多数人在做世界历史的考题时，都会清晰记住一些有名的实验室或公司在特定科技发明与制造领域的杰出贡献，倘若没有这场与库珀的跨文化对话，我不会真切理解当一种进步聚焦于紧紧捍卫因为这种进步带来的特殊利益时，会如何故步自封并竭尽全力阻挠新事物的诞生。

因此当马丁·库珀手持自己和团队研发的“砖头”（它是那么大，以至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记得它有个叫“大哥大”的俗称）DynaTAC——它是此后世上几百亿部手机的老祖宗——于1973年的4月3日从纽约的希尔顿酒店向南走并漫步在第六大道上时，他的第一个电话不是打给他的“准企业家”妈妈，不是打给他妻子，甚至也不是打给自己的办公室，而是打给竞争对手AT&T的乔尔博士。

“你好，是哪位？”

“嗨，乔尔，我是马丁·库珀。”

“嗨，马丁。”乔尔迟疑地说。

“乔尔，我是用手机在给你打电话。这可是一台真正的手机，一台个人的、便携式的、手持式的蜂窝电话。”

库珀说这是他能想出的最好的用词，而电话线那端是一阵沉默，库珀想乔尔或许会咬牙切齿。因为长久以来，在贝尔系统“眼”中，任何新事物都是有线电话系统的附加物，而库珀和摩托罗拉，则凭借无线系统和它所蕴含的自由打破了贝尔的驱动逻辑系统。

乔尔在AT&T的位置相当于库珀在摩托罗拉的位置，是负责蜂窝网通信项目的工程师，他虽然生气，却并没有觉得库珀给他的那通电话有多么了不起，至少在它将会革命性地影响未来人们的生存方式方面，他没有足够的预判。他极其生气，也许首先因为竞争对手仅仅用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率先研制出了手机。尽管贝尔系统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向公众透露他们有垄断的想法，在1972年，他们还是确定了对待手机的态度——如果必须有人来干这件事，那也应该是他们来干，因为他们原来就是电话公司，而且他们要有完全的控制权才肯干。而现在摩托罗拉和库珀却捷足先登，把一款“砖头”手机扔到了全世界的面前。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库珀先生的第三个关键词“坚持不懈”上，更准确地说，转到摩托罗拉与贝尔系统持续的合作与竞争上。

“这条竞争与合作之路始于新泽西，蜿蜒于芝加哥，止于首都华盛顿。”库珀先生说。

在当时的对话语境中，我一时还消化不了那么多的信息，但库珀的讲述已让我感到，他是如此清醒，以至于他对竞争与合作抱持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库珀和摩托罗拉实际上采用了这样一种战略：既要在合作中分得一杯羹，又要暗下功夫突出重围出奇制胜。

这得以让我努力捕捉到一系列可以接续的情境——

1959年秋，新泽西州郊区，贝尔实验室一处全玻璃建筑内，库珀在对手强调“电话”“监控”等有线电话术语的谈判中充分领受了其傲慢；

从新泽西返回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依然生着气的库珀说服决策层，无论喜欢与否，他们都必须参与IMTS（车载无线电话）项目；

几年后，贝尔实验室选择了摩托罗拉开发IMTS项目的无线部分，之后到固定无线基站业务，再到后来将IMTS扩展到新的450MHz频率（一种“超高频波段”，相对于“甚高频波段”。此后通过技术进步继续成倍突破）；

1960年，芝加哥警察局深陷信任危机，市长理查德·迈克尔·戴利（Lichard Michael Daley）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新警督（局长）。威尔逊需要一种既能在警车、又能在警察步行巡逻时使用，且时刻与通信中心保持联系的便携式手持双向对讲机；摩托罗拉成功“被求助”；

应应芝加哥警察局这一客户需求，摩托罗拉创造了美国第一个可行的蜂窝网通讯系统；

一名皮带上挂着警棍、手铐、手电筒、枪、备用弹药等全副武装的警察，一面给库珀开罚单，一面说：瞧，我又多了这个你们发明的玩意（一种新的手持式收发两用机HT-220）于是库珀开始构想更小更轻、便于携带的无线设备；

摩托罗拉再次与AT&T不期而遇，围绕蜂窝通信技术的使用，两家具有不同历史、理念，在不同历史观和价值观指导下的公司，为通讯未来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展开全面战争

......

回到2004年秋至2005年夏芝加哥的某个夜晚，如果我和库珀的谈论依旧在进行，我们必然会谈及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谈到政府监管。而在这之前，库珀会首先深入浅出地给我扫盲关于无线频谱的知识，它的公共财产属性，以及一种经由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努力，容量可不断翻倍，因而永远不会被耗尽的资源。

“无线频谱是公共财产”，这是库珀的格言，也是他的信念。AT&T不希望如此，它一直致力于获得蜂窝频谱的垄断地位，不仅在有线电话系统，还要进入陆地移动业务和所有空对地通信领域。用库珀的话说，它想要拿走整个“蛋糕”。

FCC长时间对AT&T抱持一种极不合理的偏袒，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早期已有防止AT&T一家独大的措施，虽然那些措施十分有限。在1973年5月由FCC举行的那场听证会上，摩托罗拉对推动技术进展的积极作用得到彰显。库珀雄辩地否证了AT&T对占有无线频谱的过度欲望，他得罪了世界上最大通信公司的董事长，却为手机与个人通信，以及FCC的公共政策（开放和共享无线频谱）赢得可能的未来。

图为作者拜访芝加哥警察局总部

与库珀的那场对话，部分地改变了我在IIT的课余时间安排。得益于移动电话构建的社交网络，我和同学有机会参加了理查德·迈克尔·戴利（Lichard Michael Daley）市长举办的“亚裔传统月”（Asian/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活动。我们拜访了芝加哥警察局，试图发现那个给摩托罗拉“出题目”（提用户需求）的老局长是否留下什么痕迹。在圣路易斯州的地标建筑弧形拱门前，我们向设计了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玻璃建筑的同一个设计师埃罗·沙里宁致敬。2005年7月上旬，我们再次拜访了斑马科技公司，并渴望与校友董事长艾德·卡普兰进行一场深入的交流。

图为作者与时任芝加哥市长理查德·迈克尔·戴利

图为作者与时任斑马科技公司董事长艾德·卡普兰

“我们总是要走出去，才可能有机会。”

这是给我送《手机诞生记》的朋友，对“移动”的另一种理解。一个相信梦可成真、出生于清贫人家的孩子，从摩托罗拉干到另一家全球顶级合资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不断出发”便是唯一的秘诀。

图为作者朋友收集的摩托罗拉手机

在芝加哥那个有限的夜晚，我和库珀先生实际上不可能交流得那么深刻，记忆与阅读早已交织在一起，相互纠缠又彼此帮衬。速读手机和网络不断进步的历程，故事的最后，摩托罗拉与库珀都迎来了童话般的好结局，个人通信曾经的未来之梦变成了现实世界的神话。

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手机！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地点无关”，这是库珀继“人是移动的”之后的第二句话。

图为马丁·库珀留给作者的原始手稿

写到这里，我多想给库珀先生拨一个电话，告诉他时隔多年，我依然真切地想念他。显然我已经丢失了他的名片，从摩托罗拉到后来的爱立信与诺基亚再到一代又一代的苹果与华为，不断更换的手机让我无法再找到那串珍贵的数字。在人类情感的永久维系中，技术同样显示了它苍白的一面，功能性的储存终究无法替代用心记取。

时至今日，尤其是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的几年里，人类与手机的关系迎来了一场永久性的变革。我们可以几年不出国门，却不能一日一时无手机。学习教育、医疗卫生、支付与远程办公……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甚至身体的一部分。

“便携式电话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人机联系的重要价值”；“如果将手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机结合的混合体，即2.0版乃至3.0版的新人类”……

身为“手机之父”，马丁·库珀再次留给我们关于“未来”的思考。早已离开摩托罗拉创办自己公司的他，承继着他杂货店老板娘母亲的勇气与智慧，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兜售他的“点子”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