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的一天，居民区书记倪晓倩在社区核心志愿者群里打出一句话：“疫情封控快结束了，我们这支志愿者队伍何去何从？”

普陀区长征镇象源丽都居民区党员志愿者组长王见回忆，看到倪书记的提问，大家一时有些沉默。但没多久，很多志愿者都在群里表达了“不想队伍就此散去”的想法。

如今，象源丽都的白衣天使医疗组、心理辅导组、信息宣传组等特色志愿者群都保留了下来，依然在为居民服务。

事实上，志愿者进行“平战转化”的问题，已在上海多个社区开始了探索。一场疫情，让很多从未参与社区治理的能人浮出水面，也带来了社区治理格局的改变。当生活和工作恢复常态后，能否继续用好社区能人资源？

热情怎样不冷却？

象源丽都流动的常态化核酸检测点，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每天下午4点至8点，大白在小区各楼栋流动做核酸，每个楼栋下面停留15分钟，最后固定20分钟给没赶上时间的、特殊人群集中测核酸。这是因为在建立常态化核酸检测亭时，居委会征求了居民的建议，结果大家希望核酸检测亭可以进小区，却又不要靠近自己楼栋。

倪晓倩便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核心志愿者群，在智囊团们的建议下，居委会多方协调，最终找到了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在王见看来，倪晓倩很善于抛问题给志愿者，志愿者的很多好建议，也能有很好的反馈，让大家觉得受到尊重，有成就感，从而愿意继续为社区做事。小区里几位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最近又主动考证，加入了小区核酸检测采样员的行列。

白衣天使医疗组也是这样。最初是封控期间，小区六七十位有医疗背景的志愿者义务为居民提供问诊服务的“微信诊室”。现在，微信群自然而然地保留了下来。居民有需求，先告诉志愿者块长，块长再将需求告知医疗组，随后医疗组成员利用空闲时间咨询或出诊。

一位在司法所工作的在职党员，在疫情期间也十分活跃。现在倪晓倩希望他利用特长，有空的时候能参与社区每月一次的司法服务，他也欣然答应。

象源丽都居民区志愿者团队

在桃浦镇樱花苑，一些疫情期间参与社区保供的志愿者，正逐步加入到加装电梯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这源于居民区书记袁廷海的思考：“两年前，小区第一台电梯加装成功，和一位从事工程类的在职党员全程参与密不可分。疫情期间，有那么多年轻志愿者加入防疫，怎样让他们的热情不要冷却？利用他们对技术知识、银行贷款和保险知识的了解，参与到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加梯工作中来，应该可行。”

而年长志愿者继续发挥自己热情细致、擅长做群众工作的特点，和年轻志愿者优势互补，形成“常规楼组长+在职党员线上楼长”双楼长制，将进一步推进加梯工作。

樱花苑居民区

眼下，普陀区正在组建由社区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社区达人、团购团长等活跃力量组成的居村“第二梯队”，形成“区党建办+街镇工作组+居村第二梯队”组织架构；推动双楼长全覆盖，为社区治理赋能。

王见告诉记者，象源丽都的业委会正在换届，包括她在内的一些核心志愿者都有意进入业委会。因为在疫情封控期间，大家从对小区毫不了解到熟悉了居民情况，也看到了参与社区治理带来的实质性成效。

居委会究竟该如何搭台？

在记者连日采访的多个社区中，大部分疫情封控期间活跃的志愿者，大多将重心转移到了本职工作上，有的也参与一些社区常态化防疫工作。

李先生的观点或有一定代表性：“当时难得两个月在家，碰到社区也有需要，出来做志愿者更多是出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考虑。现在工作很忙，也不清楚社区还有哪些需要我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暂时不做了。但社区有需要时，我还是会站出来。”

以往的社区治理中，比较强调居委干部的个人能力建设。经过此番“战”疫，特别是常态化防控之后，居委会学会“塔台”，让社区能人继续“唱戏”，考验的则是居委干部的另一种重要能力。

在此过程中，志愿者和居委会要首先要建立互信，而日常的赋能、授权，对志愿者也十分重要。

大上海城市花园的社区达人杨先生，是一位企业管理者。他坦言，自己从此前和居委会几乎无连接，到目前形成了深度连接。“我在常态化防疫中提出了关于建立排队小程序的一些建议，得到了居委会的及时采纳。今后希望继续参与一些力所能及、可以发挥作用的社区事务。”

据了解，近几年长寿路街道一直在探索以社区“达人”赋能城市基层治理。街道在不同层级引入了“达人”力量参与咨询或治理过程，还为“达人”们提供互相学习、交流分享的平台。

此外，居委搭台中“度”的把握，十分微妙。不少受访志愿者认为，如果居委会没有顺势而为，或过于生硬、超出志愿者自身意愿的指令式号召，都可能造成志愿者的流失。

真如镇街道曹杨花苑的天汇广场，是覆盖居民楼、商务楼宇、商住两用楼宇的混合型小区。楼委会党总支书记张华介绍，现在“第二梯队”队员参与每月一次的楼宇治理联席会议，共同解决电梯维修、外墙渗水等社区矛盾突出的管理难题。通过协商，即将要安装人脸识别、数字哨兵等工具，为流动性大的小区提供安全保障。

天汇广场楼委会召开月度楼宇治理联席会议，讨论社区内电梯维修事宜。

天汇广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王烨表示：“疫情期间我慢慢对社区事务产生了兴趣。当楼委会正好发出邀请后，我也愿意留下担任第二梯队队长。我们有超过6成的志愿者愿意留任到第二梯队，也陆续有普通居民希望加入。参与社区事务最重要的是规划好时间，如果你愿意付出，安排好时间，这事情就不会成为累赘。”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在探索如何继续让一些“功成身退”社区团长发挥作用。街道通过全覆盖排摸，已建立“社区团长数据库”，并根据团长的特长、兴趣等进行分类汇总，准备将一部分团长转型为“社区兼职顾问”，助力基层治理。通过拓岗促就业的方式，探索建立“见习社工”岗位，面向社区公开招募一批暂无固定工作，但群众口碑好、组团能力强的“团长”参与社区工作。

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社区，究竟是什么？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俞祖成表示，地域性、社会互动与共同的联系纽带，构成了社区的三要素，缺少了它们，所谓的社区其实只是一个居住地的概念。

在他看来，基层治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来自社区居民的“内生自治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唯有大多数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主动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基层治理才能以合理的成本维系其可持续发展。对此，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根本路径在于积极践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进而才能实现“人人享有”。

以往在不少居民的心目中，会更多强调自己在社区中的权利，而忽略了其中的义务。要解决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内生动力问题，就需要注重在社区的日常治理中，通过举办相应的居民活动或搭建相应的参与平台，从激活邻里关系入手，进而培育出居民的社区责任感或义务担当。在这方面，美国的“社区应急响应小组”(CERT)以及日本社区层面的“自主防灾组织”，都对社区成年男性加入社区应急队伍进行了一些义务性规定，可提供类似的经验启示。

上海应尽快构建“居民权利和义务相对均衡”的社区治理模式，一方面继续注重面向居民的“服务传递”（权利输入），另一方面则适度强化面向居民的“责任传递”（义务输入）。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志愿者已在疫情防控中树立了更多的社区责任意识。天汇广场的一位志愿者认为：“城市里大家平常工作节奏比较快，缺乏相互沟通、了解的渠道，因为疫情慢下来之后，大家会为了一件事情齐心协力，感觉社区凝聚力一下就增强了。”这恰恰是居民因地缘社区，形成“我群体”的初步体现。

俞祖成认为，我们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更强化自上而下的纵向结构。要好好梳理和研究疫情下形成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新方法，大力宣传社区邻里构建的积极意义，更加重视社区横向结构的重塑，充分发挥社区协商平台的功能，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记者了解到，宝山区计划打造“活力楼组”3.0版，通过党建引领，发动更多的在职党员、团干青年在楼组建设中示范带头，引导更多的中青年力量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依托“社区通”及居委会各类议事会议平台，健全自下而上的议事协商、群众评议、建议征集、诉求回应等民主参与机制，赋能社区达人、志愿者提升治理意识和能力。

宝山淞南万临家园居民自发建立的楼组“文具互助平台”

对上海的很多社区而言，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东西也很多：比如，疫情封控期间冒出来的一个个楼组群，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吗？街道、居委会可以创造更多和居民对话的机会吗？对常态化社区志愿服务又该有怎样合理的激励机制？……

很多探索，正在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