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以何中国

——我们不断地溯源历史，实际是在探寻未来；我们追问“何以中国”，本质上是在思索“以何中国”“以何中国式”

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一场暴雨过后，村民陈堆家后院坍塌的土崖掉出一件铜器，这尊高约40厘米的铜器有122个字的铭文，铭文中最神奇的是四个字：“宅兹中国”。

这就是“何尊”，一尊铸造于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到目前为止，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历史记载。时光虽然过去了3000年，这四个字还是那么温情、温暖，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把家安在这片土地上——“宅兹中国”，“我家”是中国。

“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我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讲述我们的历史。

舞狮子、放鞭炮、赛龙舟、吃粽子；清明踏青祭祀，重阳登高抒怀；“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秋分到，寒气凉，天地平分昼夜长”——人世间有节日习俗，日月里有二十四节气，五千年不辍的烟火人生，亿万斯民“宅兹中国”，也守护着这精神的爝火，绵绵不息，代代相传。

刚刚过去的龙年春节，一则小女孩舞狮的新闻火遍全网。大年初一，广东揭阳一名7岁小女孩在自家商店门前练习舞狮，一支专业舞狮队恰好经过，自发为女孩敲起了锣鼓。他们离开时，小女孩舞动狮子“低头三甩”表示感谢和尊重，被网友评价为“最美的相遇、最好的传承”。

这就是中华文化，她在每一个儿女的基因里，都烙上她的印记、她的气质、她的模样，让我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是否萍水相逢，一张口，一投足，就能四目相顾、惺惺相惜。

她是共同记忆、共同向往塑造而成的共同当下，在茫茫人海中，你不孤独；她是无数个体因同一种信念而结成的一个整体，信念不灭，整体就不散；她是这个整体尤其是上升为一个国家后，对内如何自处、对外如何自守，穿越历史而绵延长存。

当然，文化在不同维度上有很多种解释，但不管具体怎么解释，从抽象层面上，文化就像是中国语境里的“气”。这个“气”，就是吸引人的气韵，是凝聚一方的气场，是运化营养的气血，同时，她更是用之不觉的空气。

个人如此，社会如此，国家民族亦如此。

我们正在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文明形态，未知的探索、开创性的伟业更需要“气”。身处顺境与逆境的路径选择，遭遇强者与弱者的应对方式，面对增益与损减的操作模式……可以说，“气”决定着这种文明形态的品性、力量和走向。

历史上，文明形态之间的比较，短期可能有很多指标，而且物质层面的指标还会更直接一些，但长期看，最终还是以文化定高下。

当然，一种文明的新形态，所需要的“气”也必须是新的“气”，一种从实践中生发又能正确指导实践、从历史中继承又超越了历史的“气”。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2021年3月22日，正在福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看到墙上印有朱子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驻足凝视良久。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而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在《摆脱贫困》中就指出：任何民族都有其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论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飞跃，也标注了其鲜明的中华文化底色、亮色和特色，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年文明史留下的精华，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源所在。可以说，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理解；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当然，有一点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有扬有弃的结合；我们要的传统文化，是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时隔72年，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立场和本质一脉相承。

人民的文化才是“优秀”的文化，这种本质也决定了农耕文明、乡村文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

为何是“根”？又因何能成为“主体”？

从时间上讲，考古发现，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出土了距今1.2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小米、粟、黍碳化颗粒标本。春秋时期，我国铁制农具就在农业生产上应用，《国语齐语》中，记载着管仲对齐桓公说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其中的“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孟子公孙丑上》引用农谚说：“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镃基”就是铁制大锄。战国时期，我们甚至已经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秦代虽然国祚短少，但还是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736公里的秦直道，比闻名西方的罗马大道还要早200多年，至今遗迹犹在。可以说，中华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段都处于农业社会时期，与农耕文明史、乡村文明史高度重合。

从广泛性上看，虽然史书典籍中多留下王侯将相、文人墨客的记载，但他们秉承着耕读骑射生活方式，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而社会的主体还是广大农民，他们的行为依据、价值判断、道德标准，一代一代地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经过漫长时光的筛选、淬炼和沉淀，最后凝结成为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华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农耕文明生活方式，深刻地塑造着中华儿女的性情与性格，也形塑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集体心理与人格，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远、醇厚绵长。

从本源性上看，人们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是最深层的文化起点，是经济政策、政治制度、文化形成的深厚背景和策源要素。例如，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最早也许起源于黄河泛滥多灾，需要强有力中央集权协同上下游治水，调配粮食互相救济；再如，汉代兵役制壮丁三年服一次兵役，是与当时“三年耕”才有“一年之蓄”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又如，儒家思想里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与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等级观念，由此才引申出“君为臣纲”的封建统治思想。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衍生出的各种文化、各种思想，都生发自农耕文化、浸润于农耕文化。

——历史上的大变革，多是以文化思想上的引领开始，以文化思想上的胜利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强大的文化思想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两个百年”同步交织、“两个大局”相互激荡。

纵观中外历史，越是变革期，越是需要举旗帜、聚人心。对内，我们将以何种精神，将14多亿人的力量汇集起来，同舟共济、矢志不渝；对外，我们将以何种样貌，温和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并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都离不开文化的引导、思想的引领。

历史上的大变革，多是以文化思想上的引领开始，以文化思想上的胜利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上的盛世辉煌，自有先进的文化思想为之先导；而先进的文化思想，也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擅胜场，思想力与生产力的大结合，为后来强大的汉唐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古典文化复兴为名，以资产阶级新文化为实，预演着新兴资产阶级登上舞台。

20世纪初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乃至建立新中国吹响了文化的先声；今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新时代的强有力的文化思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应时代之召唤，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当其时；得实践之土壤，习近平文化思想水到渠成。

让我们把时间轴线转到近200年前。清代中晚期开始，世界力量对比的波动传导到中国，这种波动，几乎是我们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最为剧烈的冲击，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是生产力几何级飞跃带来的力量波动，是人类史上由农业到工业划时代的文明跃迁。一方面是西方殖民主义丛林文化凭借船坚炮利而“恶”的大肆虐，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挟工业革命成果对古老东方小农社会“力”的大碾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但生产力落后，而且上层建筑也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从表象上看，五千多年文明仿佛竟成为一种僵化的束缚、一个沉重的包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切割也到了一种近乎决绝的程度。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是面对晚清政府昏庸腐败的痛恨，是对被封建思想荼毒到麻木的人民群众的悲哀，是对前赴后继却失败再失败的有志之士的叹息，当然，也有看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悬殊而产生的恐慌。

全盘否定，以大破求大立，也许是那个时候先辈们的无奈之举。但是今天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当时否定的，是晚清的腐朽反动文化，是封建化贵族化了的传统文化，而并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中华文化是打不死的，只要有中国人，中华文化之火就不会熄灭。但文化上的自信，建立在实践自信基础之上，重拾自信也需要有个坚韧不拔的过程。

后来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筚路蓝缕开始工业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工业化极大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只是早先一步迈入工业化而已。这一步，我们现在也迈了过去。

而到了今天，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已经能平视发达国家，客观看待西方，理性认识我们在历史中的方位、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并不代表工业文化就能取代农耕文化，更不意味着农耕文化落后，就该被淘汰、被抛弃。相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农耕文化的价值愈发珍贵，其现代意义得以重新发现、发掘和发挥。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多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她跨越了几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覆盖了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的全过程。这样一种厚重的文明，只用她在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交接过渡期的片段去判断她的生命力，显然是不科学的。

一百多年前那个至暗年代，并不能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那只是多种因素瞬时叠加，遮蔽了我们的优势；那个至暗年代，从五千多年文明史来衡量，最多算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短暂深蹲，而最终，我们还是站起来了。

农耕文化是根，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又绵延不绝的内核。这个内核，“镇”得住过往的历史，也“镇”得住未来的场域，让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人，让中国始终是中国。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的确，东方文明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主导地位，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也能够建立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称其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曾经失落的骄傲，一点一点被“捡”回来。

1949年，毛泽东同志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如今，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千年前，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目标，也是古今中国人的共同愿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天下大同的生动注脚。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大地里生发出来，也写在他一路走来的足迹里；从历史深处走来，也必会引领古老文明走向未来；从乡土中国而起，也终将实现一体化城乡中国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这种念兹在兹，起源于初心使命，又被现实发展逻辑所论证；是从农耕中国的世情国情农情中来的，也必会体现在治国理政方方面面。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从大地里生发出来的，与农耕文化深深缠绕，又清晰规划着乡村文化兴盛、城乡文化融合之道。

习近平文化思想充满了浓浓乡愁。早在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城镇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首次在城乡关系中用了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意象，让乡村具备了情感上的价值，具备了独特的吸引力。2015年1月，在云南大理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他高兴地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敬畏。2021年4月，在湘江之畔的广西毛竹山村，驻足于一棵800多年的酸枣树前，他看了又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的树，都有敬畏之心。”敬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体现着克制、内敛与自省的君子之道。在2022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了新时代的“三畏”：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留住乡风乡韵乡愁。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传承力。2023年7月，苏州古城有2500多年历史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看着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心静如水地飞针走线，听闻四代人传承的故事，他感慨道：“中华文化的传承力有多强，通过这个苏绣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心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明风尚。在2018年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他指出，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2017年12月，走进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文化礼堂，他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习近平文化思想还落到审美情趣上。2023年10月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他说：“希望你们保护好自然生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日子越过越开心、越幸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自古以来就与田园风光、诗意自然分不开，这样的中式美学滋养着我们，也将引领新的“国潮”。

习近平文化思想珍惜丰富的地域文化。谈黄河文化，他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谈黄土文化，他说，绥德是黄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孕育发展了优秀民间艺术，展现了陕北人民的热情、质朴、豪迈。谈大运河文化，他说，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长江文化，潮州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中国历史的印记，都是他心中的瑰宝。

习近平文化思想写在他本人一路走来的足迹里，充满了当代守护人的使命感，也充满个人独有的体验、记忆与眷恋。

在梁家河，不到16岁的习近平踏上了这片黄土地。村里人搬运行李时，看到两个不算大的箱子以为很轻，拎起来才发现“死沉死沉的”，原来那两个箱子里都装满了书。知青窑洞里，至今陈列着《中国古代思想史》《史记选注》等书籍。在这里，他读着书，感受着黄土高原上的温厚与质朴。

在正定，他主导修复隆兴寺，保护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主持编写《正定古今》并作序。编写过程中还贡献了自己复印的《真定府志》《正定县志》作为资料，据负责同志回忆，共八本古籍复印资料，当时复印技术不行，印出来的字都是模模糊糊的。

在宁德，他也在思索“文化”这个关键命题。《摆脱贫困》中写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

在厦门，鼓浪屿当时还一片破败，八卦楼年久失修，十几户人家寄居在里面。他拍板修缮，挽救了这座老建筑，后来还主持编写《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将鼓浪屿视作“国家瑰宝”，以这个高度统一规划并进行保护与建设。到2017年7月“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欣然作出批示：“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福州，被称为“里坊制度活化石”的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岌岌可危，连烈士林觉民故居都即将被拆。时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得知后，立刻要求暂缓拆迁。半年后，故居修缮工程悄然动工。后来，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言中，他写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总方略，其中之一就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明确提出实施文明素质、文化研究、文化精品、文化保护、文化阵地、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传播、文化人才“八项工程”。在与浙江大学师生交流中，他说：“浙江的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浙江文化是引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是我到浙江工作后体会特别深的一点”。

在上海，他对世博会场馆建设提出要求：“我们既要有人类共同认同的、真善美的、人道的理念，符合和谐世界建设要求，也要有体现东方色彩的理念、体现东方智慧的哲学，还要有我们中国的特色。”他强调，我们不仅要站在全国的前列，还要站在世界的前沿，把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以及我们在城市发展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很好地演绎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今天，我们已经走在缔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之途，我们相信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华文明一定会重焕荣光。